孙建平手里那支笔的墨点还在扩散，萧凛已经走到了省纪委大楼外的台阶上。
    陈锐把车开过来，萧凛拉开后座车门，没上车。
    “去青松疗养院。”
    陈锐的手搭在挡位上没动。
    “现在？”
    “现在。我自己去，你回金安委待命。”
    陈锐转过头，嘴唇抿了一下，最终没多问。萧凛关上后座车门，走到马路对面拦了一辆计程车。
    他不能开公车去。更不能带人去。
    青松疗养院在省城东郊，靠著一片人工湖，院墙外种了两排银杏。计程车停在大门口的时候，下午三点刚过，秋天的日头斜斜地掛著，把门廊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    前台护士翻了翻登记本，抬头打量他。
    “探望哪位？”
    “207號房，赵阿姨。”
    “您是家属？”
    “老朋友。”
    护士犹豫了两秒，拨了个內线电话，低声说了几句，掛掉。
    “207號房的家属正在里面，您稍等，我问一下能不能进。”
    萧凛没等。他沿著走廊往里走，护士在身后喊了一声，被他拐弯时抬起的手掌挡了回去。
    207號房的门虚掩著，门缝里漏出一线光。
    萧凛推开门的瞬间，看见了郑维庸的背。
    西装外套搭在床尾的椅背上，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中段，右手端著一只白瓷小碗，左手拿著一把塑料勺子，正往床上老人的嘴边送。
    床上的老太太瘦得只剩骨架，脑袋歪在枕头上，嘴巴半张著，下巴上掛著一缕口水。郑维庸用勺子舀了半勺药糊，送到她唇边，老太太含住了，下頜缓慢地蠕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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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郑维庸的动作很轻，很慢，餵一勺，等她咽下去，再舀下一勺。
    萧凛站在门口没出声。
    郑维庸的肩胛骨在衬衫下微微绷紧，勺子悬在碗沿上停了一拍。
    他没回头。
    “你比我想的来得快。”
    萧凛走进病房，在靠窗的输液架旁边站定。老太太的眼珠浑浊，瞳仁涣散，看不见来人，也没有反应。
    郑维庸把最后一勺药糊餵进母亲嘴里，用纸巾擦了擦她的下巴，把碗搁在床头柜上。
    他终於转过身。
    两个人在病房里对视了三秒。郑维庸的眼窝比上周开会时凹陷了一圈，下頜线绷得很紧，但嘴唇上没有血色。
    “出去说。”
    病房外的走廊尽头有一排塑料长椅，靠著消防通道的门。郑维庸在最靠墙的位置坐下，两手搁在膝盖上，十指交叉。
    萧凛在他旁边坐下，隔了一个座位的距离。
    走廊里没有別人。远处护士站传来键盘敲击的声响，隔著三道防火门，闷得几乎听不见。
    “那笔一千一百万。”郑维庸先开口。
    “不是我打到你名下的。”
    萧凛没接这个话题。
    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，抽了一根叼在嘴上，没点。
    “郑省长，我给你讲个事。”
    郑维庸偏过头看他。
    “北川县有一座大坝，叫青岭水库，1997年建的。”萧凛把烟在指间转了半圈。“当年立项的时候，省交通厅有一个年轻的副处长，亲自带队下去做前期勘察。暴雨季节，山路塌了三次，他硬是背著测量仪器翻了两座山头，在工地上住了四十天。”
    郑维庸的十指慢慢收拢。
    “那座大坝后来救了下游三个村、一万两千口人的命。2001年那场洪水，水位涨到警戒线以上六米，大坝扛住了。”
    萧凛把没点的烟从嘴上拿下来，捏在指尖。
    “那个副处长叫郑维庸。”
    走廊尽头的应急灯闪了一下，又灭了。
    郑维庸的脊背靠上墙壁，后脑勺抵著瓷砖，喉结滑动了一次。
    “你查了我的履歷。”
    “不只是履歷。1997年的项目档案，工地签到表，验收报告，上面全是你的签字。一笔一画，跟你现在批文件的字跡一模一样。”
    萧凛把那根烟又塞回了烟盒里面。
    “我就是想不通，一个当年那么拼命的人，怎么会变成山海基金的『造钟人』。”
    这几个字让郑维庸的脸色变了。
    走廊里一下子变得很安静。远处似乎传来一点什么声音，听不真切。
    “你以为我愿意吗？”
    郑维庸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。
    “1998年那年，我升官了，从副处长提拔到了副厅长，是跨级提拔。组织部公示出来那天，我还请了三个老同学一起吃饭，那天我很高兴，喝了一斤半的白酒。”
    他把交叉的手指鬆开，两只手摊在膝盖上。
    “公示第二天，有个人来找我。他没自我介绍，没递名片，只说了一句话~郑厅长，青苗基金会当年资助您的那笔钱，不是侨联的。”
    萧凛的手指在烟盒上顿住。
    “我当时就懵了。从八二年到八六年，四年的学费生活费，我一直以为是省侨联的助学项目。我还给侨联写过感谢信。”
    郑维庸的手掌在膝盖上按了一下，骨节发出轻微的咯吱声。
    “那个人告诉我，钱是贺兆年私人出的。贺兆年资助了十七个学生，每一个都是他亲自挑的。不是挑成绩好的，是挑家里穷、没退路、將来一定要往上爬的。”
    萧凛的后背贴紧了椅背的塑料壳。
    十七个人。不是郑维庸一个。
    “他给我看了一份名单。十七个名字，1982年到1993年，分布在六个省。当时已经有九个人在体制內，最低的正科，最高的~”
    郑维庸顿住了。
    “最高的是谁？”
    “不知道。名单上用的代號，不是真名。我只看到排在第一位的代號，叫山主。”
    萧凛的脊椎一节一节地绷直。
    山主。
    不是造钟人。不是路桥一號二號三號。是山主。
    “那个人跟我说，贺兆年只是出钱的。真正搭建这套系统的人，从选人、培养、安插到调度，全是山主一个人设计的。青苗基金会是第一代载体，山海基金是第二代。我只是棋盘上一颗被提前二十年布下去的棋子。”
    郑维庸的两只手从膝盖上滑下来，垂在身体两侧。
    “从1998年到现在，二十六年。我每一次升迁、每一次调动、每一笔签批，背后都有一根看不见的线。我想剪断过，不止一次。但每次我刚有动作，第二天就会有人把我母亲的病歷、我儿子的行踪、我老家亲戚的照片，放到我桌上。”
    他偏过头，朝207號房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    “我妈在这里住了七年。护理费是恆瑞康养出的。我自己付不起吗？我付得起。但他们不让我付。他们要的就是这条线~隨时能拿出来，证明我在吃他们的钱。”
    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嗡嗡地响，白光打在两个人的侧脸上，把所有细纹都照得分明。
    萧凛没接话。他在等。
    郑维庸站起来，衬衫后背皱成一团。他走到消防通道的门前，手搭在横推桿上，没推开。
    背对著萧凛，他的声量压到了极低。
    “山主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影子。你查不到他的，除非他想见你。”
    推桿被按下，消防门弹开，楼梯间的穿堂风灌进走廊。
    郑维庸的身影消失在门后，铁门缓缓合拢，锁扣咔嗒一声扣死。
    萧凛坐在长椅上没动。他低头看著自己手里那盒烟，拇指在烟盒的锡纸封口上来回颳了两道。
    十七个人。六个省。二十年布局。
    这不是一张网。
    这是一台机器。
    走廊尽头，207號房的门被风吹开了一条缝。老太太浑浊的呼吸声从门缝里漏出来，一下，一下，沉重而缓慢，撞在空荡荡的走廊墙壁上。